经过了这些天来的习惯，我一回到永隆去，各人就先跟我打招呼、叫早晨。那三婶更是自动自觉连忙地替我递上热咖啡。
　　由此可见，什么事，包括身分与人际关系，都是由自己争取得来的。
　　这么多个职员当中，我还是和那李元德最淡得来，于是又跟他商议：
　　“元德，永隆现做的贸易生意，线路是从哪些人而来的？”
　　李元德想了想，道：
　　“主要是金先生在生手一手经营的，部分是靠广州跟香港的联系。在广州，金家人面广，很有些朋友也南下发展，在本城奠下基业或置备了据点，于是，就辗转介绍。”
　　然后李元德又说：
　　“当然，还有些是金先生到港后才结识的商场朋友，我们所做的生意，也有部分属于他们的联系。”
　　“健如她对这些香港商界朋友自然是熟悉了，那我就放心，不必多跟他们打交道吧！反而是业务由广州方面介绍给我们的呢，我想好歹要去拜候他们，加强沟通。”
　　李元德不住地点头，道：
　　“大嫂，你这个想法是对的。金先生过世了，短期内业务没有多大影响，然而如果我们不积极争取关系，日子有功，真的难保人在人情在；人死了，就没有长期赏面光的可能。且要把生意再做大一点，又得另辟途径。细嫂一个人也关照不了内外，大嫂你肯出面应酬联系，名正言顺地代表金信晖，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　　我的话是完全试探性质的。
　　既要确定我这个进驻永隆业务的手段的可行性与需要性，也乘机旁敲侧击，以了解究竟健如手上有哪些客户关系。把生意上的朋友视作注码，我想，这个观念是对的。
　　然而，综合了跟李元德连日来的谈话商议，有了客人，也必须有货可卖。
　　如何笼络客人？我苦思昼夜，有了个腹稿。
　　可是如何去找一些市场需要而能代理贸易的货品，这就不是从永隆行职员的会议与对话之中，所能找到线索和灵感了。
　　只好一步紧接一步地来做。
　　我立即写了信回广州给九老爷，把永隆的情况讲了一遍，请他帮忙，向以前广州跟我们金家相熟的商家朋友，走访一次，探听他们在香港有没有联系，然后把已在港发展的家人、职员或代表名字地址给我写来。
　　等了差不多一个月，终于有了回音。成绩不算太好，据九老爷说，广州的生意人现今都意兴阑珊，自顾不暇如何顾人？且已在香港有了基地的人也不多。然，毕竟还是写了好几个人名与联络处，嘱我不妨试试。
　　此外，李元德也向我透露，在本城，有位永隆的出入口客户，姓唐，名襄年，这是金信晖在去世前走得比较近的朋友，是健如未曾结识过的。李元德说：
　　“金先生正在跟唐先生商议好合作贸易的细则，打算利用唐家在东南亚的生意网，把广州的货品往新市场推，条件都谈妥了，还指派了我做跟进功夫。谁知金先生遽然去世，且大陆方面的货源也因政局有变而中断了，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络下去，细嫂就更谈不上跟他有什么交往了。谁知道这两天，唐先生亲自打电话来给我，除了向金家转达慰问之外，还表示愿意跟我们继续有生意来往，只要我们有适合东南亚与香港发售的货，他都可能承接。”
　　我非常留神地听，感觉到这位姓唐的是个颇顾念旧情的人。
　　李元德又补充：
　　“唐先生人不错，且是个精明的大生意人，他不放过任何一条可以做大小生意的渠道。”
　　我点头，会意了。
　　决定去拜访他，当然，除他之外，这些日子来，我的基建功夫，已经由内而外，向那些手头上有业务客户的直接联系。
　　并没有把我这个计划外泄，每次自永隆行出差到外头，回来时，必然会带一盒饼食，又把一个公司纸袋挽在手内，里头装的其实是从家里带出来的旧衣物，做足防范功夫。
　　那盒饼食是让永隆上下人等作茶点用，以笼络人心。
　　至于公司纸袋，是装模作样，误导健如，以为我是没事找事做，闲不住就借出差外访为名，其实逛街购物去。
　　她就曾这样对我说：
　　“大姐，你倒也买了不少东西回家，是香港的东西额外吸引，还是贱物斗穷人？”
　　我答：
　　“没想到来港会长居，孩子们的衣服与家里头要用的东西还是很多的，我也只是量力而为，有时逛了老半天，都没有买着一件半件合用的，纯是因为钱不够多之故。”
　　健如轻松而轻蔑地说：
　　“对呀，你现在知道钱多难赚了，是要努力去赚多些回来才好。”
　　我一直唯唯诺诺，装傻扮懵。
　　手上未有皇牌，甚至未有好牌时，当然不宜摊牌。
　　然，当我坐到唐襄年跟前去时，态度就积极诚恳真切得多，总是有问必答，且答得详尽而实在。
　　我开始领悟到只有在自己信任而且想跟对方好好合作时，才适宜对之提供有关讯息和资料。
　　因此，方健如已没有资格知悉我的任何计划与行动。
　　不同于这位唐襄年。
　　唐襄年说：“信晖兄跟我很谈得来，也在我面前常常聊起你，我正庆幸能在商场上找到了他，不只是拍档，也是朋友，何其不幸，英年早逝，造物弄人，我十分难过。”
　　“信晖在家书上也曾提及过唐先生，只是我来港办理丧事一直忙不过来，心情也坏，故而未有拜访，这是唐先生能谅解的。而且，我也实放实说了，怕现在手上未有合适货源可做生意，叩了你的门只有骚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