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成了一个老古板？
　　浪漫，浪漫，非常浪漫。这些以通俗观点布置，愈来愈浪漫的色彩，使我的生活愈来愈不方便。我在餐厅看书，在包着塑料套的床上睡觉。屋子里面像细菌分裂的双喜大红剪字到处增生。整个屋子像是个粉红陷阱。
　　有一天夜里我忽然醒来，想起我要结婚了，从此要过着这种生活，我害怕极了。
　　日子愈来愈迫近，似乎是除了我之外，人人都兴高釆烈。而一切的灾难也都来自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　　“乖孙，阿妈告诉你，”老祖母特别把我叫去，“那天晚上上床之前，记得偷偷把拖鞋压在她的拖鞋上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　　我点了点头，“可是这样有什么好处？”
　　“好处可多了，”老祖母神秘地告诉我，“你祖父到死之前都还不知道我靠着这一招，治了他一辈子。”
　　差不多每来一个人，就要好心地告诉我们一些秘方。包括标准的传统礼俗，吊猪肉、甘蔗在礼车上。还有什么槟榔，香烟，扇子，手帕，橘子，火炉，红包，喜幛，公鸡，茶叶……。这使得事情愈来愈复杂，事不分大小，从喜宴的地点，菜单，甚至是喜帖信封上到底要用毛笔或者是钢笔书写，都有不同的意见。
　　更可怕的是，有个人把我们的八字拿去合了一下，当场规定我必须在当日早晨六点钟完成迎娶的仪式，这才算是良辰吉时。我屈指算了一下，扣掉车程，这意味着新娘必须在午夜三点钟左右起床开始准备。
　　竟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一下这件事。似乎是一旦你决定要结婚了，你就有活该的责任和义务。
　　然后愈来愈乱，直到结婚的前一天，我们紧张地拿着双方的家族照片，努力地背着每一个人的身分以及职称，免得明天搞错。同时不断有人告诉我一些有待解决的小事，像是有一个司机请假不能来，必须找人替代。或者是餐馆来问到底要多少啤酒，多少绍兴酒之类的杂事。这不像是结婚，有点像是明天要公演了。我很怀疑这一切能串在一起。我十分担心，明天线一拉，这一串珠子就要撒得满地哗啦哗啦了。
　　根据我的经验，所有的混乱到结婚当天会完全解决。然后是一片沈闷，闷得人都快发慌了。
　　“我们这样坐着要坐到什么时候？”我偷偷地问。
　　“坐到时辰到了，然后上去祭拜祖先。”
　　坐在客厅里的是双方家长以及双方家族的重要干部。新娘一大早就迎娶回来了，但是我还不能亲吻她。我们得静静地坐在那儿等一、二个小时的时辰。等祭拜过祖先。才算是正式过门。
　　双方客气而安静，尴尬得很，像是给谁愚弄了似地。
　　没有人找得出能够持续五分钟以上的话题。大家看着我，彷佛这一切罪过都是我造成的。
　　沈闷中，我的伯父拿出了他那台随身小收音机。
　　“东元，一百零五块。正道，一百元零三毛……。”
　　“亲家，你也收听股票？”对方的叔叔说话了。
　　莫名其妙地，双方的人马都加入股票分析的讨论与战局。一时气氛热络，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势。真是唤醒群众，能知团结，最有力的武器。
　　从股票到对国事的看法，到彼此对疾病的秘方。等我们祭告祖先之后，这两个原本素昧平生的家族，已经成了热络的伙伴了。国父的看法果然没错，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擅场之世纪。
　　我的婚礼是在吃吃喝喝之中结束的。那样的场面总让我想起费里尼拍“罗马”那部电影中，意大利人当着大街的那种吃相，热闹而叫人不太敢恭维。台上的长官，不管见过没见过，一律哇啦哇啦地讲一些冠晚堂皇的称赞与祝福。这一天新郎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没有人会提他袜子乱丢的丑事。新娘一定是世界上最宜家宜室的女人，大家也忘记了她爱哭的缺点。台下宾客亦不甘示弱地吃他们哇啦哇啦的宴席，交他们唏哩唏哩的际，应他们哗啦哗啦的酬。麦克风偶尔发出吱吱的声响，没有人觉得那是噪音。噪音是我们喜庆方式的一大部分。中国式婚姻最大的好处恐怕在于这是一个和稀泥的民族，你搞得愈烂，大家愈感到满意，并且衷心祝福。
　　等到夜深，所有的宾客都走了之后，我忽然觉得怅然若失。婚姻像是康德拉的小说“黑暗的心”或者是柯波拉的电影“现代启示录”。当你充满着期待沿者河流逆流而上，愈深入核心愈清楚地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
　　“你还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期待的结婚典礼吗？”
　　“当然记得。”我回答。
　　“说说看，我喜欢听。”
　　“我们的婚礼要在一个绿草如茵的草原上。”
　　“对，对，再说。”雅丽的兴致可来了。
　　我硬着头皮接着说，“宾客们都在铺满白色餐桌上等着我们。风微微吹过，阳光薄薄地晒着人。我们在弦乐的伴奏下，慢慢地乘着直升机降落下来。花童为我们卷开长长的地毯……。”我忽然停下来看她，“我们的婚礼好俗气，对不对？”
　　“我们只有一辈子，想过大部分人都过的日子，于是选择了婚姻。所以结婚一定是最俗气的事。可是我们俗气得心甘情愿。”她理直气壮地告诉我，“再说给我听啊，还没讲完。”
　　我想了想，“日子要过，梦也要做。”
　　说着我们都好笑了起来。
　　“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。”我感触良深地表示。
　　“喔？”
　　“我再也不要再结一次婚了，”我装出老狗的可怜相，“我觉得我像是翻山越岭，千辛万苦爬呀爬，总算是爬到你的身边。”